民国学者琉璃厂买书趣事

民国学者琉璃厂买书趣事

  民国年间琉璃厂的书肆及古玩市场  作为文化中心,北京的出版业发达,如今人们购书买书都非常方便。

在民国时期以及更早的清朝年间,北京城里购书买书最好的去处,当属和平门外的琉璃厂。

这个因文人雅士聚集南城而兴起的图书集市,在几百年的历史中,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角色。

  民国时期,知名学者与琉璃厂书肆的交往,在现代文化史上几乎俯拾皆是。 鲁迅在北京的十多年间,留下四百余次逛琉璃厂的记录。 胡适曾要求他的学生多去跑跑琉璃厂的旧书店,“那里书店的老掌柜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!”  当然,学者与琉璃厂书肆之间的关系,并不都是其乐融融的。 琉璃厂毕竟是个商业场所,学者大多还是清寒之辈,面对心仪的旧书,这些大学者们有时也是“捉襟见肘”。

  自乾隆以来,琉璃厂书肆的特色就是“学者按图索骥,贾人饰椟卖珠,于是纸贵洛阳,声蜚日下,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”(云间颠公《纪京城书肆之沿革》)。 民国时期,这种风气仍然存在,书肆根据学者们和各大研究机构的需求,到各地去访书,其规模之大,甚至超过了当年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时的盛况。

  书肆下这么大的功夫和本钱,当然是指望搜回来的书能大赚一笔。 不过旧书与新书不同,价格并不固定,它与当时的文化潮流有关。

张涵锐(民国学者)描述当年不同的文化热潮对琉璃厂书肆所卖旧书价格的影响:“一九二四年徐世昌主编晚晴簃诗汇时,广为搜集清人诗集,而当时一般附庸风雅之人,争相购取,书价乃随之陡增。

民国三四年间,袁世凯盗国,其子克文广购宋椠精本,于是宋板书籍,价值奇昂,而嗜此者乃风靡一时。 北京图书馆成立后,在民国十五六年间,极力搜集清代禁书,书价亦遂因之而涨……”  据记载,地方志最初由日本人来购求时价极廉,一罗(英制单位,一罗等于144码,相当于132厘米)才卖一银元,后来学风转移,大家越来越重视,价格随之上涨,到1935年,一部《香河县志》就能卖80元。 著名学者的提倡也能“抬高”琉璃厂旧书的价格。 曾有文记载,胡适在介绍传记文学时,谈到汪辉祖的《病榻梦痕录》,这本书立刻涨价,林语堂提到了袁中郎(袁宏道),《中郎集》的价格也涨了。

  鲁迅在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中谈论到当时的书价:“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。 乾隆时候刻本的价钱,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。 明版小说,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;从今年起,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。 至于清朝禁书,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,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,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。 ”  这样一来,书价对于购书者的压力就越来越大。 胡适作为知名教授,一逢过年过节,也不免在日记里哭穷:“这两天共还书店债乙百贰十元(原文提到‘镜古四十,文奎四十,带经二十,松筠二十’,由此可见,乙百贰十元即一百二十元,下同——编者注),现在只欠乙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。

这个端午节,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。

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,更不愁过节了。

”(1921年6月9日胡适日记)  “今天是旧端午节,放假一天。 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。

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,节前本说有两个月钱可发,昨日下午,蔡先生与周子廙都还说有一个月钱。

今天竟分文无着。 我近来买的书不少,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。 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,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,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。

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。 ”(1922年5月31日胡适日记)  在平时,到书肆买书,不必马上给钱固然是不错的风气,但到收账时可就不是那么“风雅”了,据刘半农家人回忆,刘家一到过节,全家都不敢出门,因为门洞里挤满了来要账的书贩。   据鲁迅每年所记日记后的书账,他在北京十多年,用于购书的费用将近四千元,跟他购买、修整八道湾的房价差不多。

朱自清为了买一本14元的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,当掉了结婚时候用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。 近代思想家吴虞家人来信,反复强调“在京可少买书”,理由是“恐马路不成运回时费力至巨”,但是真实原因是,在这封信中家人提到家中“余钱不过二十余元,如有钱,希从速寄数十元回家。 ”周作人称自己买书“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,十元以上便是贵,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”,文史学家刘大杰在《春波楼随笔》中称生平有五恨,其一便是“古书价昂”。   难怪清代诗人潘际云的绝句《厂桥》,在提及琉璃厂书肆时最常被引用:“细雨无尘驾小车,厂桥东畔晚行徐。 奚童私向舆夫语,莫典春衣又买书。

”(杨早)+1。